中　南　大　学
关于2008年硕士生招生复试基本分数线与有关事项的通告

    现在国务院组成部门有28个，特设机构1个、直属机构18个、办事机构4个、部委管理的国家局10个、直属事业单位14个，另外还有100多个议事协调机构。可是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政府组成部门一般都没有这么多。比如美国的部级机构只有15个、英国18个、加拿大19个、澳大利亚16个、法国18个、德国14个、西班牙15个、日本12个、韩国18个、新加坡15个。

    部门多，必然会造成管理对象与管理事务重叠，机构重叠、职能交叉、协调困难、多头管理、政出多门。这种现状的存在，一是大大减低了行政效率。为了解决一问题，不得不通过大量的协调会、联席会议来统一各部门立场，许多干部参加会议都忙不过来，哪还能顾全自己的本职工作。上海一领导就曾举例说道，为拆除区域内一违章搭建，需要调动10多个“条块部门”共同协商，开了2小时的会，可是拆除只花了5分钟。从这里可以看出，如果拆除区域内违章建筑划归一个部门管理，两个小时的协商便可以省去，行政效率可以大大提高。

    二是行政效果难以取得理想的成效。一件事情，涉及多个部门，看起来人多了，管理的部门不少，理应受到重视。但是情况却正好相反，职能交叉正好成了一些部门逃脱责任的借口。就拿食品监管来说，有农业、质检、工商、卫生、药监、商业等10个部门，有时候还相互打架。如对同一家公司生产的月饼，卫生部门称抽查合格，质监部门却称不合格；对同一种食品添加剂含量，有的部门说会致癌，另一个部门却称可以放心地吃……如此互相打架相互推诿的现象只能削弱监管。再如治水方面，水源地不管供水，供水不管排水，排水不管治污，治污不管回用等等，有这些政出多门现象的存在，即使一个地方在水环境综合治理方面投了不少钱，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水资源保护、水污染治理和防汛保安问题。

    三是大大的提高了行政成本。互相打架，互相扯皮，必然会造成内耗增加，再加上不必要的人员和不必要的行政审批成本，这将会造成一个巨大财政支出数字。国家行政学院的研究显示，1978年国家财政的行政管理费为52.9亿元，仅占政府财政支出的4.71%，占GDP的1.45%；而2005年国家财政的行政管理费为6512.34亿元，占政府财政支出的19.19%，占GDP的3.56%。如果加上预算外行政事业费支出，我国的行政事业费用支出则将更高。

    事实上，国家早在2003年已经进行了一些大部委制改革。立商务部，将原外经贸部、国内贸易部以及原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的部分职能整合组建，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大部委制是政府部门改革发展的一个方向。十七大报告已明确指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 实行大部委制改革，值得期待！

如此多的“废档”从何处来？应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专门研究我国人事档案制度的中南大学公共管理系主任陈潭教授。

记者：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需要清理的人事档案？劳动者抛弃档案的背后折射了什么经济、社会背景？

陈潭：“说起来重要，排起来次要，用起来需要，忙起来忘掉”这是现在人们对于人事档案的态度的一个普遍写真，曾经决定中国人命运和前途的人事档案风光不再，越来越多的职场觅岗人对于档案持无所谓态度，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一个直观的数据例子，譬如全国各级人才流动中心所保存的330万份人事档案中，有60多万份与主人失去了联系。这些档案多数成为我们所称的“弃档”、“死档”。

谈到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需要清理的档案或者说是“沉睡档案”，首先要对人事档案或者是人事档案制度甚至更进一步延展到公共政策的变迁做一个宏观的把握。人事档案制度是一项涉及国家管理的处理公共事务的基本工具，是一个国家致力于稳定、秩序和有效管理所实施的公共人事政策派生物。公共政策的本质是公共管理或者公共服务供给的保障文本，而由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可知公众的利益诉求也是随之嬗变，由此导致的没有永恒的唯一利益诉求使得公共政策的供给也需要随之而动，这就是公共政策的变迁。公共政策的变迁大致可以总结为旧政策的均衡­——政策失效——政策创新——新政策均衡这样一个动态的调整过程。出现大量需要清理的人事档案，实际上就是人事档案制度处于“旧政策失效”的一个过程中，旧的政策在新的环境下剥离出其对新环境的不支持性，反映为政策无效率和政策的供给不足。而人事档案制度失效的原因是复杂的，出现“死档”现象也只是其失效的一方面体现，要力图完整的解析这一现象，需要从一个更加大的社会、经济视域来看。传统的人事档案制是一套从“警察国家”进入“行政国家”的标志（其后是“福利国家”），究其中国产生本源是萌发于延安时期的干部考核需要，其逻辑生成来源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和中国特色的“单位社会”与“身份社会”的结合。发展至今，在已基本完成从计划指导体制向市场导向体制转轨的中国，传统人事档案制度已日益式微，负功能明显，“死档”“弃档”就是对这一制度的无硝烟抗拒。放眼于现实，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需要生产要素的流动，人力资本的流动也是这一过程中的必然。市场理性对人的要求不再是个人的政治地位和政治身份，而是专业和技能。用人单位考察人居队不会使用一个毫无本事和能力的个体，企业理性必然把个人能力与企业发展结合起来，从而谋求利润的最大化。这就是所谓的“考察档案不如考察现实的人”。人们目前的择业模式已经由过去单一走向多元，自谋职业成了普遍趋势，对物质待遇、人机关系和自我价值的腔调已经超越了户口和档案的限制了。不再“唯档案是尊”，这是整个社会对于市场运转的一种自我调控，这也是传统人事档案制度趋于失效的外部控力；而由之引发的大量“弃档”现象也是对于传统人事档案制度自身失范和固化的一种非自主性反抗，这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人事档案的不客观纪录现象的发生，杜绝了个人生活被他人主观操纵的可能性（如“汤国基案件”），可以看作是一种社会和公众作为“经济人”的理性的选择并且导致了对传统失范制度的摆脱而彰显对公平的追求。

记者：人事档案原本担负的职能是什么？

陈潭：探讨人事档案原本担负的职能，实质就是探讨人事档案制度的职能。而对一项政策或者制度的职能进行探讨，不可避免要从其产生的肇因和设计的初衷出发。可以给人事档案下一个定义，就是：“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在认识活动中形成，并经组织审查或认可的，记述和反映人员经历、德才水平和工作表现的以个人为单位集中保存的文字、表格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原始记录。”根据这个详尽的定义我们可以简约成人事档案即记录和反映个人德能勤绩等方面情况的，经过组织认可归档保存的个人材料。从定义我们可以抽象出人事档案就是一个对个人经历的记录文本，是一个参照性的记录工具，本身不具备执行力，所以其实人事档案制度本身不具备有职能性。之所以人们产生人事档案具有职能的错觉，是由其他一些与人事档案同时进行工作的政策或者制度衍生而来，诸如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招聘、录用、考察等，由于这些工作的进行需要以人事档案为基础，以人事档案作为一个评价的工具，所以在实际操作中产生了人事档案具有实际的行为职能的错觉，而忽略了人事档案本身的描述性功能。

不可否认，这种错觉在实际操作层面上使得人事档案的“职能”被无限夸大。比如，在培养、和教育人的过程中产生了履历表、自传、入党、入伍、入学材料；在考核、选拔和使用人的过程中产生了自我鉴定、考察、考核、定级、提职、晋升、任免、调资、调动、奖惩等材料。中国作为一个典型的“单位社会”，这些在“单位”中产生的人事档案的组成部分，制造了人事档案无处不在的氛围。

截取就业和社会保障两方面来谈。从就业来看。人事档案的原始功效就是对个人经历的纪录，在单位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盛行的时代里面，档案是护身符，标志了个人的学历和对于工作的胜任能力以及对历史、政治问题的明晰交待等，这些符号促使单位在录用或者选择工作者的时候极大程度上依赖于对人事档案的参考。著名的湖南作家汤国基就是因为自己大学档案里的有关自己“有精神问题”的评价而在各个工作单位间频频碰壁，最终人生轨迹由于人事档案产生重大转变。从社会保障来看。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认为，公共政策就是对全社会价值作出的权威性分配。人事档案制度在社会保障范畴更多扮演的是“俱乐部门票”的角色。在中国人事档案初建时，在有限的社会资源配置中，享有单位的干部、工人以及未来享有单位编制的文化程度较高的高中以上学生都建立了人事档案。在计划经济体制年代，有档案。就有户口、有单位，就能够在具有“俱乐部产权”性质的单位里“吃国家粮”、享有公共品和福利分配。由此，人事档案制度也体现了一项公共政策的象征性功能，既反映了管理过程中的国家在场，也维系着人事管理对象的政治忠诚。所以讲，人事档案原本充当了

身份标杆和政治符号的功能。

记者：现在这些职能是否仍需要人事档案制度来执行（或者说人事档案制度的这些人事、社会保障职能仍然是不可替代的么）？

陈潭：目前许多声音都集中在对于现行人事档案制度的批判上，没有成体系的对现存制度或者政策的存在进行可能性和必要性的分析。而根据政策创新函数，政策创新应该由内生变量（政策成本与政策收益的比较利润以及外生变量（如资源、技术、市场、利益集团、意识形态、危机事件和体制更迭等）决定。所以在没有出现剧烈裂变的状况下，可以假定现行政策在某些方面是存在可取性的，不能莽撞一味批判。我们注意到人事档案制度的肇始本源就是描述性的记录文本，那么对于人事档案的改革方向也应该是通过剥离其由于特殊体制而粘连上的非结构型功能，从而使其回归忠实记录的本源，使其真正的成为社会公平的保障。

毫无疑问，人事档案制度的变革目前还缺少一些相关因素。虽然某些“档案事件”已经具备了变革诉求的某些特性以及媒体的少量关注，但是对于一个人与一个时代的制度抗争还缺乏强烈的、大面积的、广泛关注的“导火索”。加之，人事档案制度改革研究才刚刚开始，还无法为决策部门形成正确的、成熟的政策咨询；本人历时四年的研究也仅仅处于“破题”阶段，目的在于希望能够引发人事档案制度改革研究的“蝴蝶效应”——期冀多数相关研究者的学术跟进。相对于现实的“急躁”和学术供给的“滞后”，制度变革的迟缓也就见怪不怪了。同时，我们应当看到，任何一项制度变革都会经过“思想斗争”和“利益阻止”，原有制度既得利益者希望维持原有利益格局，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进行风险性的制度转换的。由此，旧制度的惰性、刚性和惯性或既得利益者的强势及其阻碍导致制度变革的沉淀成本增大；制度系统内各要素的改变速度或新要素的成长速度悬殊，“新”“旧”之间的比拼如果仍然以“旧”占上风的时候，僵局之下的“现状维持”不可避免。此外，制度变革的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压力也是不能不考虑的因素。

所以，人事档案的基本功能——即描述与记录的功能，将得到继续地执行，不论这种执行的依附链条仍然是人事档案还是改良了的人事档案，或者是新的什么东西。因为严密的组织和系统也需要有完善的人事记录方法。而由其衍生出来的与就业，与社会保障相关的职能，应该被逐步的淡化。这也是就业以及社会保障走向更加公平，更加务实的必经之路。

记者：人事档案制度改革的方向是什么？（是应该彻底抛弃这套制度还是应该进行改良和剥离？相关的国际经验和惯例是什么？）

陈潭：“传统人事档案制度还有存在的必要吗？”“人事档案制度在急剧转型的社会中如何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与功能？”“如果取消这种制度，那么用什么样的新的制度来取代它呢？”由于传统人事档案制度与现今社会现实的结构摩擦逐渐显现，这些诸如此类的问题开始不断的拷问每一个学者，而学者也开始拷问制度的本身。我们期冀“汤国基事件”能像“孙志刚之死”一样引发公共政策的创新。不论如何，有些思维“脉络”我们仍然是相当清楚的：传统人事档案制度已日益式微，它的负功能愈加明显；它是“官本位”意识和计划经济体制的特有产物；它是单位制下的一种强力控制的、不对称的、典型的符号化政治；它的继续存在将造成中国稀缺性制度资源的严重流失。毫无疑问，人事档案制度成为了流动性时代除户籍制度外的又一个人才壁垒。

在美国，人事档案管理因雇员任职机构的所有制形式不同可分为联邦政府雇员和私人部门雇员两大块。美国联邦政府和其他公立组织的现职雇员，其人事档案大多由政府机构的人事部门统一保管，其工作职责、行为准则等受《公务员法》、《信息自由法》、《隐私法》及其他许多规定、条例的约束。美国联邦政府的非现职人员与中国的人事制度不同，美国的人事档案不是终身制的，而是实行“人档分离”，其人事档案由“国家人事文件中心”保管。在私立系统，如在大型企业或私人公司工作的雇员，其个人档案由本单位的人事部门保管，辞职、死亡或工作调动，其档案仍留在供职单位，不向文件中心移交，到新的单位则建立新的人事档案。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规定，雇主必须为雇员建立人事档案，并在雇员离职或死亡后保存一定时期。

在法国，公务员管理实行统一领导下的分级负责制，政府各部门均自行建立职员的人事档案。“行政与公制总局”是法国最高的人事决策与执行机构，隶属于政府秘书处。中央政府各部门设立有专门的人事管理机构，负责将公务员的考试、考核、任用、培训、工资福利等内容记入人事档案。法国人事档案制度最有特色的是行政机关在对公职人员启动惩戒程序以前必须对拟受惩戒者交阅档案材料，使其可能有针对性地提出答辩。

通过借鉴国外有效的管理经验以及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我们认为人事档案制度从身份走向契约，从管制走向服务势所必然，契约化、电子化、社会化和法制化已然成为政策转轨不可或缺的路径依赖。

契约化：是人事档案制度改革的信用路径。必须明确公共事业单位人员的公共雇员地位，强调其权利和义务的对称。实际上，传统的人事制度只规定“单位人”的义务而没有保证其权利，或是“契约短缺”或是“契约异化”，是与规范的公务员制度相违背的。

电子化：是人事档案制度改革的技术路径。就是通过电子手段建立个人征信体系和社会信用制度。实际上，“单位人”如今已经成为“社会人”，纵算真正的人事档案制度也不能全部了解“单位人”的信用状况，而电子型的个人信用卡能够了解个人的公共行为以及诚信记录。电子化管理是人事档案管理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五”计划》明确提出，在“十五”期间要加快档案信息化建设，试点接收电子档案进馆，加快现有档案的数字化进程，并在档案利用服务的数字化和网络化方面取得明显进展。

社会化：人事档案制度改革的组织路径所谓“社会化”，就是要求围绕人事档案工作所开展的人事认定、人事争议、人事流动、档案保管等必须让渡给拟建或已有的社会中介机构——人事事务所、人才交流中心、公民文件中心等，让公共权力机构或公共事业单位与公共雇员“袖手旁观”，从而充分实现社会的“人事代理”和公共管理。比如，人事工作的认定与仲裁可以交给人事事务所、人才的开发与流动可以由专门的人才交流中心完成、人事档案可以由专门建立的公民文件中心保管。由此，人事档案管理的社会化意义一方面在于规范人事工作、严肃人事档案内容，杜绝因人事档案产生的种种失范现象；另一方面也极大地节约各种社会成本，减少各个单位琐碎的、复杂的“人事臃肿”，从而把更多的时间、精力用于其本职工作。

法制化：人事档案制度改革的法理路径。所谓“法制化”，就是必须按照宪法及《公务员法》、《劳动法》、《保密法》、《档案法》等法律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和人事档案管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规定着作为公民的个人的基本权利，公民基于人事档案有条件的知情权、话语权是必需的，公权力不能过多地妨碍和压制私权利。而现行人事档案制度却从一定程度上讲妨碍了公民的有限知情权，绝大多数人也许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人事档案里面到底有哪些内容，也不知道档案里面是否塞了“黑材料”，况且法律对违反人事档案管理的现象也没有明细的监督和惩戒制度，因而人事档案撰写也就轻易地成了“领导们”的专有权力和身份象征了。因此，人事档案及其管理必须遵循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充分维护公民的尊严、人格和权利。个人与组织在缔结工作合约时，一定要遵循《劳动法》，严格按照《劳动法》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对组织与个人的权利进行维护，对违反劳动权利的现象进行处置。

　（中南大学公共政策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胡晓整理此次采访,记者李明宇）

载于《中国劳动保障报》（3913期）2007年11月24日，发表时有删节。

    23日上午，作为我省2007年科技论坛六个大型专题研讨活动之一，“发展现代农业，推进新型工业化”论坛在我院音乐厅隆重开幕。此次会议的主题是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庞道沐、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朱有志、湖南农业大学校长周清明、常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曹佳中、省科学技术协会党组副书记田明星、学院党委书记曹光荣、院长黎大志等领导和嘉宾出席了论坛，省科技协会，省科技厅，省各高校农业科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各地（市、州）科技协会的会员等近百名科技工作者直接参加了这一大型科技学术交流盛会。
    朱有志用富有激情而哲辩的语言生动阐述了本次论坛的主题，道明了科技工作者在发展现代农业和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和责任。周清明则用湖南农大推行的“双百”富民科技工程所取得的成绩强调了科技在农业产业化进程中的作用。
    庞道沐用具体的数字和精辟的分析论述了发展现代农业，推进新型工业化在我省的重要战略地位。他说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实现富民强省战略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十七大报告的重要内容。他指出现代农业是具有效益、市场、外向型、有科技支撑、生态良好型、资源紧缺型、休闲保健型、持续发展等特点的产业化农业，而农业产业化是建设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
    湖南洞庭水殖有限公司董事长罗祖亮，中南大学公共管理系主任陈潭，省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秘书长陈文胜、省党校研究中心主任、经济社会发展捉拿略研究所所长肖万春，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院长、师大经济学研究所所长刘茂松等还做了相关主题报告。
    论坛共收到论文180篇，经过大会学术委员会的集中评审，评出入选《湖南科技论坛优秀论文集》110篇，其中庞道沐撰写的《农业产业化是建设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荣获特别奖。与会专家、学者还就“现代农业发展的资本经营”“乡镇公共服务供给的体制困境与转轨路向”等问题进行了交流与讨论。
                                           (文字/燕霞    图片/杨静)

 

湖南省“发展现代农业 推进新型工业化”论坛现场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庞道沐等领导出席论坛开幕式并作了重要讲话

 

农业科学方面的专家、学者近百人参加了这一大型科技学术交流盛会

——与大学新生对话“我的大学”

                                   

 陈潭

 

问：进入大学时，有人说：“大学就是无条件追问的场所。”但进去了之后才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们遇到问题后会没有方向感，似乎觉得无条件追问的开展存有一定的技术难度。那么究竟是我们对“无条件追问”的理解过于表面化，还是当前状态下的大学还不能满足我们这方面的诉求？

答：因为现阶段大学存在各种各样的因素，使得无条件追问变得不是很现实，其实在这里追问的对象不一定要是老师，每个人都应该去寻求一种符合自己特点的、多元化的求知方法。通过这种方法，一方面可以使自己的疑惑得到解释，另一方面，也可以激发同学们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从学校引导的方面来讲，我们希望能够为大家提供一些机构、场所，在这里大家可以进行师生对话、校友对话、开见面会等等，我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解决大家的这些问题。

 

问：在高中时，我们都有自己理想的大学， 但进了大学，才发现理想中的大学与现实中的大学有差异，而且，大学里人人都很优秀，会使一些人自信心受挫，因而有些人产生失落感，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对待这个问题，找准自己的位置？

答：大学存在病态，但是大学也在进步。任何事物都不是纯粹的，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西方学者曾经说过：“我们所预期的情形，往往会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场景中变得平庸与暗淡。”这其实正揭示了一种普遍的道理：理想和现实是存在一定差距的。因此我们应该有这个心理准备。

现在的中国社会还无法建立起完全现代化的理想大学，这必然会使那些踌躇满志的大学生产生失落感。而从另一方面来讲，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也为中国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空间与动力。我们要正确认识这种矛盾存在的必然性，在接受这种现实的基础上，也不能满足现实，要将这种不满足转化为我国大学改革和发展的动力！

 

问：常听到有人对自己专业感到不满，但是我们每个人又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如何更好的调整自己的心态？

答：对于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理解的。面对我国就业的现实，对于某些专业，学校的招生量可以少一点，可以优选一些学生进行直通的研究生教育（例如可实行5年本硕连读，前3年进行通识教育，进行宽口进，后两年实行专业教育）。具体说来，某些专业的社会就业率确实不是很理想，就业面也相对狭窄。但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也必须要有这种专业的人才来进行基础学科的研究和知识的普及，甚至需要这个专业的人能够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就我们的公共管理而言，大家可以朝着政府管理、政策管理、公共事业管理、企业管理等很多方面发展。要知道专业并不等于就是职业。

 

问：大学中我们都参加了各种各样的社团,事情也就特别多,我们在这方面所消耗的时间和精力也就多了,但是学习是我们最主要的事情,想请问您的是在活动与学习的矛盾中我们该怎样取舍?

答：首先我们要讨论的是，这个矛盾是不是一定存在。要知道时间是海绵里的水，需要适当的挤压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你究竟是确实没有办法在有限的时间内兼顾学习与活动，还是因为让太多琐屑的事进入了自己的视野，而使得时间的利用变得杂乱而低效？

如果是第一种情况，我的回答的是，学习是一个学生的天职，但我们对学习下的定义不能过于狭隘。对于一个本科生来说，文化课在学习生活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而这除了要求学生进行大量的阅读，还需要学生能够带着关注社会的心情参与到社会实践中，然后在实践活动中发现问题，增长经验，再带着问题与更加成熟的眼光回归到学习与研究。这其实反映了学习和活动相辅相成的关系，而通过这样的循环往复，学以致用，才能使你的学习与研究很富有灵性。

但我看到大多数同学是属于第二种状况，他们不懂得对事情的轻重缓急进行排序，而容易被纷杂的事务搅到心烦意乱，导致无论在学习上还是实践上都要多花几倍的力气。对于这种情况，我只能说，学会合理而有效地管理时间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而一个优秀的学生往往是全面优秀的。

 

问：大家都知道,进入大学就像进入了一个小的社会,人际关系自然就成了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刚刚步入大学的新生,面对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我们该怎样处理这些问题,建立起自己良好的人际关系?

答：隔膜只是我们心理上对“我”与“他们”的界分，是沟通不充分的情况下树立在彼此间的屏障。想要消除它便首先要从“我”这一方敞开心胸，坦诚而无差异地接纳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拥有不同生活习惯和个性特征的同学，这种隔膜自然会消失。其次可以多参加一些集体活动，统一的行动范围和目标都有助于建立共同的话题空间，加速彼此间相互了解。要记住的是，人际关系不是一种刻意的营造，而是在思想的碰撞、志趣的感染过程中建立起的一种复杂却和谐的情感网络。

 

问：大学是个人才济济的地方，每个人都是很优秀的，在这里我们将面对更加激烈的竞争，面对一次又一次的失落，找不到自己在大学中合理的定位，该如何面对这些变化呢？

答：同学们确实面临着更加激烈的竞争，那是因为你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更高层次的学习环境，成为来自全国各地的佼佼者中的一员。失败是难以避免的，但我们要认识到，大学跟高中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活模式，在这里所要挖掘的是你们的潜能，展现的是你们的特质。相比高中单纯以考试成绩定乾坤的评价机制，大学更强调多元化和个性化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环境变换对于你们是一种挑战，同时也是一种契机。

“尺有所长，寸有所短”，对于个人而言，应该考虑的是怎样培养和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市场营销上有“蓝海战略”，放到个人发展上同样适用。什么是别人没有做过的，而自己也比较感兴趣的，找到，并且学专学精，这就找到了你在大学竞争中的新市场。

 

问：进入大学以后，大家都在努力试着规划自己的人生，目的就是自己能够在今后找到好的工作，或者有一个好的出路，面对今天考研浪潮对我们强烈的冲击，我们该怎样看待考研这个问题，它对我们每个人的就业究竟有多大的帮助？大家面对考研就如同我们在中学面对读大学一样的局面？

答：我国正处在从英才高等教育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型的阶段，人才市场供过于求，大学生就业困难就是转型的副产品。很多同学就希望通过提升学历增强自己在求职过程中的竞争力。这种做法有它一定的道理，但不见得适用于所有人。我们要清醒地看到社会形势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市场对人才的需求每日都在翻新。如果单纯的为了加厚简历而考研，是不是同样得担心，几年之后的研究生是否还同样值钱？未来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浪潮会不会再次把你从优势的前端推回到原点？

考研是提升自我的有效途径，但它并不是个人成才的必经之路。考研对于就业的意义，应该结合你的职业意向和专业特点综合考虑。你究竟是想从仕途，想入商界，抑或志在学术之地上默默耕耘？这个定位必须先找准。然后再看你可能从事的职业要求你具备什么样的专业水平、知识程度和学历文凭。弄清楚这两点你才能对考研、读研的机会成本和预期收益进行对比，才能有的放矢而不至于人云亦云。

 

问：在中学时代，为了在我国的应试教育体系中能够取得好的分数，大家都是埋头苦读，而现在的大学生活已经给了大家相对较多的自由，在这样的新环境中，我们该怎样重塑自我呢？

答：以我看来，首先要对自己的大学四年有个比较明确的规划。同学们初入大学，面临生活环境和学习模式的双重转变，容易变得无所适从。从社会学的角度说，这是一个再社会化的过程。要想比较快的度过适应期，需要对所处的环境、对未来的预期以及周围人对自己的预期都有比较清晰的认识。把这种认识反映到时间表上，就成了你们大学四年的总体规划。同学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和需要，将这种规划进一步细化。

大学是时代精神的高地，为同学们提供发展空间的同时，还传递着社会的殷切希望。作为大学生应该有一种关心民生社会的人文情怀，让个人设计紧跟上国家的需要和发展。在积累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同时，不忘个人情操的陶冶，学术责任的培养，这样才能使自我的塑造变得立体而完整。

 

问：纵览西方大学的发展史，从职业性教育的意大利大学到以绅士教育为特征典型人文教育的牛津大学，再到强调科研和知识创新的德国＂洪堡式＂大学以及后来巧妙的糅合了人文、科研、知识创新与美国实用精神的哈佛大学，西方大学制度发展到今天已经容纳了社会服务的功能，而且他们的经验应当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然而中国大学发展的终点似乎并不在此，对此，您觉得，在当今社会的发展下，我们的大学应当开展怎样的教化，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

答：关于这个问题，我的理解是：大学培养模式在各个阶段有其不同的侧重，但它的核心功能始终没有改变，那就是为社会服务。每一个国家的大学都会将其教育内容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结合起来，中国自然也不例外。在当下，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转型时刻，前进中的问题和发展中的问题不同程度不可避免地出现，比如国资流失、官场寻租、盲目决策、生态失衡、贫富倾斜、社会不公等。这些问题的解决一方面需要普通公众的参与和热情，另一方面需要知识精英的声音。在突破体制转轨的艰难时段，众多瓶颈的攻坚尤其需要知识精英们的专业素养和改革技术，需要依赖于关注改革和现代化事业的知识人可贵的道德勇气与牺牲精神。这便赋予了大学辟境、养人的使命——提供丰富的交流网络以启迪深刻的洞察，提供争辩的学术氛围以启发入理的思考，提供自由的话语空间以激励张扬的建言。它要做往圣的大脑、社会的眼睛、民众的喉舌。

然而，我们可以毫不客气地指出，大学的功能在艰难的前行过程中被部分压缩和扭曲，其学术供给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存在着一个不可言说的逻辑断裂。这种逻辑断裂正是关心公共事务和关怀公共领域的有识之士和一个成熟发达的公民社会所不情愿面对的。我们认为，当下的社会是一个需要表达的社会，当今的时代是一个寻求逻辑建构的时代。在一个公共文化欠缺和公民社会不成熟的国度里，知识人基于公共事务或公共领域的失语与缺席是无助于社会发展的，是一种纯粹的对社会不负道义责任的犬儒主义行为。社会需要知识，时代借助于学术。在一个缺少英雄的时代里，知识人的学术魅力以及饱含专业精神与人文关怀的公共责任显得尤为重要，而大学则是为这类人才的输送而存在。（斯为盛学社罗晓俊同学对本文亦有贡献）